王石:有多少责任,就有多少委屈

笔记侠 | 华夏基石e洞察
2018-2-20 17:20 22395

微信公众号: 笔记侠(ID:Notesman)
你有没有感受过人生至暗时刻?
1月23日晚,在“回归未来”主题演讲过程中,王石一度泪流满面。
去年,历时2年半的宝万之争尘埃落定,深圳地铁通过收购华润和恒大手中的万科股份,实现29.38%的持股,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和“白衣骑士”;6月21日,王石正式卸下万科董事长一职。
有人认为,过去这两年里,对王石而言是非常至暗的时刻,但王石说:“不算是。”以下摘自他的演讲。
就我个人经历来讲,包括在80年代,我经历的至暗时刻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。我先说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我的冲击。
有一个帖子,内容大概有两点:
第一,200万捐款,我认为是合适的;
第二,提示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块钱。
就这两点让我成了历史罪人。
原来曾经在中国有影响力,有名望的著名企业家,而且登上珠峰的这人,突然就被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。
我追求的伟大的企业,在道德伦理上一定要有制高点的,此时却被说:“你虽然物理高度登上了珠穆朗玛峰,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”。

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
新京报记者 摄
恰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争论的问题,到今天也继续有争论,我们今天不从错对来说,对于我讲,那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刻。
首先,我感到非常孤立;第二,这是我个人带来的。
一直以来,我和我的团队在为捍卫万科的文化而战斗。
大家提到了过去的两年“万宝之争”,我想说,那是对我的品牌来的、对我的公司来的、对万科公司文化来的,我们在捍卫万科的文化。
万科的文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,本身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呼应的,尽管资本市场不这样看,他认为应该是资本来说话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,为捍卫万科的文化在战斗。
但是回忆几年前的汶川地震,因为我一个人的言论引发了对公司的冲击。
我也是人,我不是圣人,突然被网民,被主流否定的时候,我是非常痛苦的。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群情激愤,因为我个人言论,使公司信用受到很大冲击。
但是我认为我没有错,我的痛苦就在于我的信念认为我没有错。但是整个言论认为你不但是错了,还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,因为你很吝啬,突然在形象上我成为一个吝啬的人。
我是吝啬的人吗?我是吗?我不认为我是。但是问题在这儿,我就是这样一个位置,我感到非常孤立,非常无援,感到自己非常软弱。
这个时候有人劝我,“王总,你现在必须辞职,而且离开这个国家。你制造这个事件大家多少年回头看会重新审视。”但我不能为了将来如何评价而离开,我辞职不会因为这个理由。
但我对辞职做了准备。准备什么呢?
①如果我的言论影响了万科的股价,投资者受损失,我会辞职;
②如果消费者拒绝买万科的房子,万科销售受影响,我会辞职;
③如果万科的员工觉得董事长错了,他们罢工,要集体辞职。我会说,他们不用辞职,我辞职。
只要这三种情况不会发生,那么我不会辞职,但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。熬过那段时间是非常难的,但是熬过来了。
这里想和我们在座的来分享四点,我是怎么过来的?

一、如何度过内心痛苦?
第一,我做了最坏的打算。
我甚至准备了肉体上被消灭,当然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如果你做了最坏的打算,还准备接受,你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?
第二,还要保持乐观的态度。
谁知道十天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,谁知道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。
第三,努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你尽力了,你失败了你不会后悔,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,反过来讲,如果没有尽力,是你心存侥幸最后失败了,你会后悔,为什么当时你不再努力一下。
我们不是有个话叫“往往胜利在最后一下的坚持努力当中”,所以一定要坚持努力。
第四,如何面对最困难时刻的经历,会成为你的财富。
这一点是我今天晚上想特别分享的。我相信褚厂长和下面我们请出的褚厂长的夫人马大姐,他们最有资格讲这个,如何把苦难的经历变成财富。
我们要谈的例子是汶川地震,这个事件过后对你的财富是什么?
我总结,我虽然那年是57岁,但有人说我像个青涩的苹果,还是很不成熟,对很多事情认识得很幼稚,这里不是说反讽的话。
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,我说的话,不是错或者对,但是引起了社会负面强烈反应,影响了公司品牌,影响了股东对股票价值判断,虽然我个人还是认为没有错,但是我应该对万科负责,就应该采取紧急措施。
不要把你个人的情感、个人的诉求和企业等同起来。
像这样总结出了感悟,我觉得它成了我的财富。当我们意识到我个人的影响力比我想象的大的时候,当我的公司对社会影响力比想象大的时候,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,更多的责任,更多的忍受委屈。

二、主动放下,才是对你的考验
谈放下:
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,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。为什么呢?
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,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。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,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,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。
但是我决定辞职,并不是从万科退休,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。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。
我觉得,一个现在的企业更多的应该是去建立制度。需要的是团队,是品牌,而不是个人的魅力。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,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,但反过来讲,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。

三、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?
第一,选择了行业多元化,选择了房地产。
第二,建立一个制度,建立企业制度。
第三,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。
第四,品牌。
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,一切都非常平静,我睡觉非常平稳,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。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,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。我说人呢?
照之前来讲,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,让我签字,可是冷冷清清。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。
这是一个终极问题:对许多企业家来说,不是企业离不开你,而是你离不开企业——因为你没有了自我,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。
其实,对每个企业家来说,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。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,最终你要放下,但这是被动的。主动放下,才是对你的考验。
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“放下”,不是我不想放下,是公司离不开我的,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。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。如何改变你的路径,这是不容易做到的,我相信我做到了。
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你想放下还不行,你就是克服了权力欲还不行,你一定要给你自己再开辟一个新天地,到社会上开辟一个你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1999年之后更多地开始到社会上去做公益,到社会上去做慈善,到户外去做我个人儿时实现不了的梦想,去登山,去飞伞,去帆船,去赛艇……这些事情。
人在最困难的时候,要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。
褚厂长(褚时建)的人生经历至暗时刻。从监狱出来之后,73岁带着老伴到哀牢山去创业。
我还记得在那之后第一次见他的情景,戴着一个草帽,圆领衫,开着口的,正在和一个民工讨价还价,就是修水泵,人家要80块钱,他给人家还价60块钱。
你会发觉这是一个曾经叱嗟风云,一年税利300亿的烟草大王,在山头上跟修水泵讨价还价。
我就问他,种的成苗什么时候能够挂果?他告诉我六年,去的时候是2004年,再去的时候已经是2010年了,他就90岁了。
所以他这样一个状态,这样一个大起大落,曾经是那样的辉煌,又那么遭难。
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80岁之后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,我非常感慨,因为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。
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,而是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,这就是我在褚时建老先生身上所感受到的。

四、创业是一场生死战
我是从32岁开始创业的。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区创业,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。
1983年,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。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,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,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,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,我白天带他们干活,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,讲数学。
我记得很清楚,给他们上完课,光着膀子在记帐,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,但还是很愉快。
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赚钱赚到三十多万的时候,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,鸡饲料有致癌素。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,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,玉米也没人要了,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,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。我赚的30万赔进去,还净赔40万。
我当时谁都没告诉,回到大连将大连、天津、青岛,玉米库存一扫而光,但是我首先讲,货到一百天付款。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,想运运不出去,所以就同意了。
我为什么订这些货?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,我就赌,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,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,就我有。
这个逻辑当然没有错,问题在时间。因为我一百天后就要付款的,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,打沉了我有保险。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,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,所以宁愿希望船沉。
就在这个时候,香港的《大公报》、《信报》给了一条信息,香港要吃鸡了。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,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。

五、多年之后回顾,
我人生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?
作为一个创业家,一无所有的时候,有的是想象力,敢闯、不拘束,当然也有赌博心理,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。
之后你会发现,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,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。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。创业初期往往遇到“赌博”的成分,你要有胆识,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,“赌”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。

六、公益不是施与受,
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
谈公益:不是施与受,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
2003年,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。我想,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,心里带着一丝丝“给予者”的优越感。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,叫久美,他纯真、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•波切利。
在之后的交谈中,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。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,笑着说,“叔叔,您是个好人!”那个刹那,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。
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,却是那么的自信,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、积极。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。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。
所谓慈善、公益,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,不仅仅是给钱给物,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。
2004年,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,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。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,大熊猫研究的大腕,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、搞研究。
在机场,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,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,希望我带到极点去。此外还有一封信,信的大意: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,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,与环境保护、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,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。
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。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,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,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,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。
我是个明白人,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:你是一个公众人物,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!
“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!”从此,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,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。
“探险有极,公益无限”,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,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,南极,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;珠峰,零垃圾登顶等等……
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,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,则让我受益良多。
2004年6月,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,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。
说实话,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,但是参与之后,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,为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治理沙尘暴,那么热烈的讨论,那么的富有激情。虽然有地域、文化、性格的差异,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
可以说,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。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,学会了包容。那么多企业家,都是老板,谁做谁的主?开会得有规则,决策要讲民主,在这里,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。还有,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,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,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。
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,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,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。

七、与大家分享4件成长法宝
1、坚定的愿景
2、适度的运动(包括无氧运动)
3、健康的饮食
4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
不要成为没文化的运动人,也不要成为不运动的文化人。
企业家、运动者、文化者,王石似乎都心向往之。他自由来去于企业、登山、读书之间,人们看到的是那份潇洒、舍得,却鲜有人真正体会到这背后他的坚韧、彷徨、奋斗和执着。
我在67岁的时候,在2018年开始学习体育项目蹦床。蹦床曾是跳水、体操运动的辅助训练,后来成为奥林匹克的金牌项目。
进入第三个人生阶段,人体的柔韧、身体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。
人这一辈子,最难的就是认知自我。
对人们来说,全面地认识自己,知道自己的天赋,也能知道自己的弱点,成功的人大多是靠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天赋。
所以我始终认为:成功才是成功之母。
人们在成功中获得自信和赞美,失败并非成功之母,失败次数多了就彻底失败了。能扬长补短的地方尽量扬长补短,能克服短板,并且把短板变成优势,那更加难得。
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,我卯着劲在60多岁的年龄去哈佛、剑桥读书。我没放弃,因为到了这个年纪,如果放弃,将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。
话说回来,我为什么要这样和自己过意不去,我为什么要克服我的短板?因为我觉得过语言关对我们全球化,对中国企业家阶层非常重要,尤其在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是非常重要的。
很多国内的企业家越往后发展,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国际交流,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过这一关。
到了国外学习之后,我才感受到,不仅要系统了解西方文化,还要更系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,这样才知道哪些是应该保留的,哪些应该是批判吸收的,而哪些应该是结合的。
所以我们说,回归未来。本身面对未来的我们要回归,就像我们对亲情的理解。面对未来,亲情什么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,无论如何都应该增加它的温度。
对传统文化也是一样,去人类文明的源头去拥抱未来,这个非常重要。
· END ·
北京清华大学培训网——领先的市场人职业服务平台,工作好帮手,职业助推器。关注北京清华大学培训网微信公众号:北京清华大学培训网(scbw2006),每日7:50 定时收市场资讯、营销干货,与百万市场人每日进步一点点。

参与讨论